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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角谈:“日人到我南京,想不到我辈今日也到东京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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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类:社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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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祖正的考试能力

关于《兰生弟的日记》(北新书局1926年7月版)的作者、周作人的好友徐祖正(字耀辰)的学历,有一种说法,称他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(今京都大学)。

方纪生《〈骆驼草〉合订本序》有云:“徐先生号耀辰,日本京都大学卒业,是创造社早期的社员。郭沫若先生在写创造社史中,曾多次提到他。他在京大读书时,十分敬仰河上肇和厨川白村两教授,深受两人的影响。”(此文写于1981年3月19日,原收入《骆驼草(附骆驼)》,伊藤虎丸编,アジア出版1982年1月版;1982年5月1日又作较大修改,收入《从徐福到黄遵宪》,中国中日关系史研究会编,杨正光主编,时事出版社1985年12月版。今按修改本引录,见《从徐福到黄遵宪》123-124页)方纪生和徐祖正是很熟识的朋友,又都是张中行所谓周氏遗命要通知死讯的挚友。

徐祖正像(撷自《燕大年刊(1929—1930)》,北平私立燕京大学学生会出版委员会年刊部编印,1930年版,36页)


日本文艺家欢迎周作人与徐祖正(撷自《青年界》第六卷第三号,1934年10月出版,卷首插页)

徐祖正的外甥李忠霖所写的《徐祖正教授逸闻数则》说:“在日本,进入大学之前必须读高等学堂,当时有名的,有第一高等学堂及第三高等学堂。耀辰舅考入了三高。在三高时期,由于努力学习,成绩斐然,毕业后,乃考入京都帝国大学外文系。系内有厨川白村等名教授。”(《昆山文史》第9辑,昆山市政协文史征集委员会编,1990年12月版,11页)此文是徐的主要传记材料。

周作人在《知堂回想录》里只淡淡地提到:“张徐二君乃是学英文学的,是厨川白村的学生……”(一五〇《东方文学系》,见《知堂回想录:药堂谈往〔手稿本〕》,Oxford University Press [China] Limited 2021年版,350页)

对徐氏留日事迹做详尽考察的,要数经志江的日文论文《中日国交断绝期における唯一の日本语·日本文学教授——徐祖正》(《日本経大论集》第42卷第1号,2012年12月出版,22-44页)。据此文,徐祖正1912年到日本后,先入东京同文书院学习日语,1916年4月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第三部学习英国文学,同专业高一级的张凤举对他的帮助很大。但1920年3月毕业后,徐祖正并没能追随张凤举进入京都帝国大学就读——经志江查询了相关年份的《京都帝国大学一览》,新生和毕业生名单里均没有徐祖正的名字——他只是在京都逗留了两年,于1922年回国,又由张凤举介绍到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书。

经志江的文献考察详实,但他说徐祖正没能读成京都帝大是因为1920年刚升任教授不久的厨川白村不巧被细菌感染了左脚被迫截肢,这听上去就有些牵强。我翻检厨川白村的生平材料,又发现他的不幸截肢明明发生在1915年,时间也没对上。而且1919年张凤举怎么就顺利入学了呢?说穿了,可能只是徐祖正自己没能考上京都帝大。

近来我又发现一篇关于民国初年中国留学生投考日本学校的材料。1948年10月18日上海《申报》的第6版《自由谈》上,载有祝枕江《忆达夫》一文,文中说:“我和达夫的认识,是在民二投考东京第一高校预科的那天。他的坐位正在我的前面,而在我后面的是徐祖正。结局在八九百名的考生中,取了三十二名。我和达夫都考取文科。”复按郁达夫《海上(自传之八)》(《人间世》第三十一期,1935年7月5日出版,第6-8页),这次考试的时间在他到日本后的第二年,那就不是民二,而是民三(1914年)。可见徐祖正在考上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两年前,也曾报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,未能录取。他的考试能力大概一直不太行的,不可偏信外甥所夸的“成绩斐然”。

祝枕江《忆达夫》(撷自上海《申报》1948年10月18日第6版)

溥仪欺骗张凤举

2012年11月30日,张衍华先生将其父张凤举的一部分日记捐赠给台北的“国家图书馆”。张凤举曾于抗战时期参与“文献保存同志会”,又于抗战胜利后积极协助中国政府对日、美交涉,终于帮助流落日本的三万四千九百七十册古籍回归。据说因为这个缘故,张衍华专程自美赴台,挑选所保存的相关日记原件捐赠,在缅怀其父知识分子报国情操之馀,也为抢救流落异域文化资产的往事留一见证。

这一捐赠可谓明珠暗投,除了疑似张氏后人在网络上的摘抄《“国家图书馆”善本古籍书日本回归记要:张凤举日记选》(https://www.angelfire.com/art2/galleries/1940Diaries/NationalCentralLibrary.html)之外,再未见日记原件的刊布。但由此摘抄,也可大致看出这册日记的形态:很独特的从左往右竖写,始于1946年4月1日,至少写到了1947年6月21日,内容丰富。

近来我在网上浏览,忽又发现一个名叫KYQ56的Flickr相册(https://www.flickr.com/photos/183547963@N06/)。此相册所载张凤举生平图像史料甚多,怀疑也是张氏后人所设。其中有一张照片,显然是未见摘抄的一则张凤举日记,很有意思,录文如下:

八月二十九日

下午在苏联大使馆附近,在苏联监视之下晤溥仪。溥仪着藏青西服,与访客一一握手,见我辈尤表亲热,据云来东京后曾乘车游历市内外。貌极平凡,惟身体似健胜。谈话不多,谓日人到我南京,想不到我辈今日也到东京。握别时语我“后会有期”,却无儿女态。目击其抄写各字,可断定问题中之扇面与致南大将手谕均系赝品。溥仪在国际军事法庭之态度与今日所表示均甚好,彼实未背叛中华民国也。

(https://www.flickr.com/photos/183547963@N06/48550466447/)

张凤举日记1946年8月29日(撷自KYQ56的Flickr相册)


张凤举、张蕙君夫妇1960年代在日本东京麻布(撷自KYQ56的Flickr相册)

这是1946年的事。张凤举之所以要去看溥仪,是因为当时他被委任为笔迹专家,去鉴定溥仪1931年写给南次郎的一封信。此信被列为东京审判法庭证据第278号,但因溥仪在几天前的1946年8月21日于庭上断然否定是自己亲笔,故有鉴定的必要。

1947年1月17日,检方宣读了检方文件第2955号、张凤举所作的《溥仪笔迹鉴定报告》,作为法庭证据第2176号。该报告指出,“1946年8月29日下午,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代表们、国际检察处和被告方,以及控告方和被告方各自选择的笔迹专家们面前,溥仪分别在三页纸上写下了字迹范本”,范本上需要写的字选自致南次郎的信和写给庄士敦的扇面,以供比对。经过研究,张凤举从神韵不同、字体不一、笔画轻浅、出现错字(“障碍”都写成了“石”字旁,张凤举据此认为此信不是中国人所写)和郑孝胥落款不得体(缺“臣”“敬题”等字样)等五个方面得出结论:溥仪写给南次郎的信“无疑是伪造的,明显不是出自溥仪之手”。他还进一步论证溥仪写给庄士敦扇面上的笔迹也不是真迹(具见《宣读笔迹专家对溥仪致南次郎信件的鉴定〔1947年1月17日〕》,收入《向哲濬东京审判函电及法庭陈述》,向隆万编,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11月版,94-97页)。张凤举很自信,宣誓时说,自己幼年即开始习字,常临帖并观摩法书,在巴黎大学任教时曾三次被当地法庭请去检验中文笔迹,“作为证人完全合格”,这份报告“所描述的事实为真,按我的知识、信息和信念,我的意见是正确的”(《宣读笔迹专家的宣誓书(1947年1月20日〕》,同上,99页)。现在我们又看到溥仪写字那天他的日记,可知其实在他看到溥仪写字的当天就已轻率做出报告的结论。

被张凤举误判为伪作的溥仪写给庄士敦的扇面(撷自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, by Reginald F. Johnston, Victor Gollancz Ltd, 1934,448页)

关于此信笔迹的真伪,辩护方后来曾请警视厅技师高村岩再做鉴定,结论则是溥仪亲笔。因为鉴定意见有很大的分歧,此事在法庭上遂不了了之。

事实上,张凤举被溥仪欺骗了。溥仪晚年在自传中承认,给南次郎的信是他“根据郑孝胥起的草”,用黄绢亲笔所写:“后来一九四六年在东京国际法庭上,南次郎曾拿出了那封信,给律师作为替他辩护的证据。我因为害怕将来回到祖国受到审判,在法庭上只叙述日本人的罪状,而把自己的责任一推干净,当场否认了这封信,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。”(《我的前半生〔全本〕》,群众出版社2007年1月版,203页)他记述梅津美治郎的律师布累克尼(Ben Bruce Blakeney,溥仪误写作“布累尼克”)在法庭上就这封信与他辩来驳去的景象,也甚为生动,最后说:“关于南次郎那封信的问题,在一九五三年以前,我只对五妹夫悄悄地说出过事情的真相,其馀的人(无论是中国人和外国人)我对谁也没有坦白过。一九五三年我向抚顺战犯管理所自动作了交代,以后,曾在东京法庭上被我严密地封锁起来的内心世界,逐渐地全展露出来了。”(同上,309-310页)

张凤举被溥仪“日人到我南京,想不到我辈今日也到东京”的漂亮话和在法庭上推卸责任的态度迷惑,竟得出“彼实未背叛中华民国也”的观点。他振振有词五个方面得出的研究结论,实为一起笔迹鉴定失误,令人扼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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